從湖北襄樊女企業家停止捐助5名“不感恩”貧困大學生事件中，我們看到受捐者的不感恩和捐助的“索謝”，以及輿論對此事喋喋不休的爭議和交鋒，雜文家鄢烈山先生在某報撰文認為，這暴露出當下中國社會一種病態，人與人之間缺乏起碼的信任，互相猜疑互相防范。人變得刻薄、偏激，缺乏平常心，不寬容。相當多數人都懷有一種“受害者心理”――好一個“受害者心理”，這個角度的觀察是敏感和睿智的，抓住了當下中國社會心態的一大基本特征：相當多數人看待社會問題和參與社會討論時，都站在受害者立場帶著一種“受害”情緒，當下輿論的對抗、偏激、苛刻、沖突大多源于此。

　　“受害者心態”不是一個抽象的詞，你時刻能感受到它的存在―彌漫于網絡跟帖中，夾雜在街頭巷尾的閑聊中，深嵌在許多新聞事件中，甚至就隱藏在你的潛意識中。

　　一場考試或考核，無論程序多么公平、制度多么規范，落選者總會以“必有黑幕”的受害心態，來看待這場考試，感覺其后必有一雙罪惡的雙手在操縱著一切，而且這種猜疑總能贏得輿論共鳴。一項政府新政或改革，即使平衡了各方利益、照顧到了弱者利益，輿論總會站在受害者立場來苛責這項改革，臆想著存在一個剝奪利益者。在有關窮人富人的輿論爭議中，這種心態表現得更明顯，沒有多少是非原則的認知，充斥著受害者的情緒發泄，網友用最極端的語言指向那些他們眼中的“施害者”。

　　受害者心態不僅存在底層身上，而似乎是一個普遍心態，不少掌握著一定資源、相對強勢的階層也有這種心態。對國內頂尖富豪的一項調查顯示，多數富豪認為，財富給自己帶來“不安全感”，感覺自身是仇富輿論的受害者。公務員心理壓力很大，杭州一個調查顯示，在接受調查的公務員中有心理問題的占近17%；常有民企老總抱怨壓力大，白領更是抱怨成為“過勞模”，醫生更是抱怨后代沒幾個會繼續當醫生。

　　貧富差距拉大，社會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失衡，這應該是受害者心態普遍化的第一個原因，有人是因為處于真實的利益受損境地而有受害心態，比如下崗工人和失地農民；有人是因為遭遇輿論敵視而感到受害，比如富人和醫生群體；大家似乎都在斷裂的輿論語境中互相傷害。第二是社會存在著一種壟斷著各種資源的權貴階層，權力無堅不摧無孔不入，制度很多時候對他們形同虛設。社會存在著這種“通吃性”的超強勢群體，沒有人會有安全的感覺，從民企老總到高級白領，再風光的階層也會感覺自己是弱者。最后源于制度的不規范，制度最大的功能在于能給人以穩定的利益預期，而我們當下的不少制度還不規范，透明性、法治化、規范性程度較低，公眾難以有穩定的利益預期，不信任和猜疑之心自然橫行。

　　一個大多數人都感覺受益的社會才會是健康和理性的，普遍的受益感才能讓人們之間充滿信任，才能讓人們看問題時更有寬容之心，才能使人們帶著一種尋求共識的平和心態討論問題。而一個大多數人都感覺自己受損、受害的社會則完全相反。

　　首先，正如鄢烈山所言，人與人之間會變得刻薄、偏激，缺乏平常心，不寬容。人人都是“受害者”，哪里還會有寬容和平和，自然會帶著一種“他人即是地獄”的對抗心態去看待他人行為――在言語上，表現為網絡空間中愈演愈烈的話語暴力。在輿情上，表現為輿論空間爭議性、交鋒性話題越來越多，人人“得點小理便毫不饒人”。在行為上，表現為暴力沖突的增多，強烈受迫害意識下的暴力會比一般暴力強得多。在這種刻薄的輿論喧嘩中，大家帶著一種對立情緒互相討伐，不是想著尋求共識而是想著互相傷害，結果形成莫大的輿論內耗。人人都站在受害者的立場上發動攻擊，沖突越來越劇烈、侵害越來越理直氣壯。

　　然后是輿論失去理性，沒有了多少是非感，更多是一種站在受害者角度的道德優勢。寶馬車撞人了，會首先被解讀成為富不仁的富人炫富作惡；窮人即便做錯了事，也會贏得同情，富裕成為一種輿論原罪――不少人不是以是非看問題，而是帶著強烈的階層對立色彩和“站隊意識”：我們是這個社會的“受害者”，我們要團結起來向那些“施害者”抗爭。

　　受害者心態彌漫，也使人習慣性地拒絕反省自身的責任，總感覺自身很無辜，然后理直氣壯地要求別人承擔責任和義務。在不少問題上我們多數人其實是不折不扣的施害者，但習慣了受害者心態后，公眾常常會放棄對自身的反省。比如環境保護，許多問題緣于大多數平庸的人那些庸常的惡――從隨地吐痰到隨手傾倒垃圾，從使用塑料袋到私車廢氣，從亂砍濫伐到頻繁使用空調，可我們談環境污染時，只會傾向于把自己當做受害者，而故意忽略自己的責任。再比如反腐敗，人人都在“喊打”，可一旦自己有了機會，“照腐不誤”。

　　受害者心態使得責任與義務缺失，規范和秩序失衡，體諒和寬容也隨之變得稀缺。